以太坊：终极的协作技术

本文来自于知乎用户Kepler-42B，作者：Cryptodi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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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人类已经使用多种协作技术来组织他们的社区和实现他们的目标。这些协作技术可以是有形的工具和技术，也可以是基于共同信仰的构想——例如宗教、法律、政治体系和货币。

区块链技术代表了这一历史性创新路线的最后阶段，该创新路线促进了人类社会协作和组织自身的方式。然而，它的一些独特特征(其固有的中立性、抵制审查和权力下放)使其成为一种协作技术，不受其前身同样的缺陷的困扰，例如被特权群体俘获、激励机制不一致等。

就链上活动而言，比特币和以太坊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两个公共区块链网络，作为协作技术，它们产生了最大的经济影响。两者都有相同的理论基础、价值观和目标，都试图将原生货币定位为价值储存和潜在的世界货币储备。但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于试图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

​在本文中，我将尝试解释为什么我相信以太坊的策略（担任临时自治区角色以及在经济上成为主权数字司法管辖区）比比特币的策略更优越、更持续并且可能更成功，以及为什么以太坊能够更好地与现实世界的其他协作技术和制度正面竞争。

但在详细介绍以太坊计划如何实现其雄心壮志之前，我们必须理解为什么价值存储作为协作技术在历史上对人类来说很重要。

人，一种社会动物

人类的命运与社会生活密不可分。人类在出生时是无助的，由家庭抚养长大。随后，他们在公共或私人中心集体接受教育，在那里，他们与同龄人一起参加学校教育和培养的过程。劳动领域不过是这一过程的延伸，因为即使是最个人主义的职业也需要一定程度的社会互动。

我们可以认为，这一切都始于新石器革命，它带来了农业的发现，游牧生活方式的放弃，定居点的建立，以及逐渐产生的劳动的分工和专业化。但在此很久之前，人类就已经是群居动物，生活在由狩猎和采集者组成的流动部落组织中，尽管其等级制度远没有那么复杂，劳动分配也更初级。​

因此，集体生活和协作是我们内心深处的东西。这是我们DNA的一部分。

人类协作技术

通过不同类型的协作技术，人类在社会中生存的内在动力将在历史的进程中得到满足。

正如我在引言中解释的那样，我不仅在指物理和技术工具，还指的是“制度”（institutions-想象世界，非经验现实），正如尤瓦尔·哈拉里（Yuval Harari）在他的著作《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中解释的那样：它是人类能够创造故事并以灵活方式进行大规模协调的结果。

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7%B1%BB%E7%AE%80%E5%8F%B2

这些类似于机构的协作技术的早期示例是宗教、政治、法律制度和货币。后者在理想情况下可以很好地存储价值，因此，相对于本文的主题而言，它将被视为是有价值的。

这些协作技术将引导人类走向越来越复杂和复杂的组织形式，并将成为新组织系统的催化剂。这些新的组织系统迟早会被推向混乱、瓦解和熵的力量所压迫。这为在某种自我加强过程中出现新的、更有效的协作技术铺平了道路。此类现象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林•奥尔登(Lyn Alden)的《美国全球货币储备体系的瓦解》(The Fraying of The US global Currency reserve System)。

《美国全球货币储备体系的瓦解》详见https://www.lynalden.com/fraying-petrodollar-system/

奥尔登(Lyn Alden)的文章强调指出，标志着人类未来及其发展的大部分组织工作都与采用旨在促进人口持续增长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协作技术有关。

制度(作为每个社会的基本协作技术)建立了决定稀缺资源获取和交换的规则和条件。所有这些都是在整个社会都能接受的市场逻辑和公式下进行的，从而避免了暴力和混乱的局面。

宗教、法律制度和货币

正如康纳·伍德（Connor Wood）和约翰·H·谢弗（John H. Shaver）在《宗教、进化和制度的基础:宗教的制度认知模型》中解释的那样，人类有能力创造非经验的世界，这些世界被社会接受为真理，并通过仪式和社会行为具体化。这种对经验现实的认知选择能力一开始是以神话和宗教的形式出现的，但后来演变为法律和政治制度，从而在更大和更灵活的程度上促进了人类协作的任务——在人类决定放弃游牧生活方式并建立具有不同经济需求的永久定居点时，这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协作技术的问题在于它们与集体成员的激励机制不一致。这是核心设计缺陷导致的结果，这些缺陷阻碍他们达到最佳的中立水平。事实上，他们受制于治理过程，而治理过程最初往往由特权集团控制(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选)，这些特权集团试图操纵他们以此来获得利益。

大多数古代宗教都经历了形式化的过程，导致了种姓的出现，这些种姓负责解释神圣的文本，庆祝礼仪以及由此衍生的社会规范。这种对教条的垄断，以及赋予社会中牧师或教会人物的特权，将使宗教成为由少数人控制的协作工具——因此，在它的庇护下，激励措施的组合很难达到最优。​

随着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出现，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些制度对于第一批文明的兴起、城市化进程的促进以及后来民族国家的巩固都是必不可少的。尽管法律和政治体系本应为公民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让他们在其中互动和竞争，但现实是，这些机构再次将自己的议程交给了精英阶层。

这些精英们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来获得利益，并损害了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从而破坏了自由市场和竞争的理想条件。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美国严格的财政法规，它非但没有保护普通公民的利益，反而阻止他们获得某些早期投资机会，从而巩固了受信投资者和大型金融集团的特权。​

货币(在本文中被视为一种价值储存手段)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协作技术之一。它的功能基本上是确定规则和提供奖励，以促进市场参与者的大规模经济活动——即它充当一项议定书。

问题在于，与宗教和政治体系类似，货币最终也会被某些玩家所利用。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负责发行和监管资金的央行和政府。

区块链技术

区块链技术代表了这一历史性创新路线的最后阶段，该创新路线促进了人类社会协作和组织自身的方式。然而，它的一些独特特征(其固有的中立性、抵制审查和分权)使其成为一种协作技术，不受其前身某些缺陷的困扰。​

正如齐柏林团队(Zeppelin team)在《全球协作机器》(the Global Coordination Machine)中所解释的那样，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对拜占庭将军(Byzantine Generals)问题的解决方案的发现，让互联网成为了“全球协作机器”。区块链技术改变了“游戏”的格局，而“游戏”决定并制约着全球社区成员获取和交换经济资源的途径。同样，维吉尔·格里菲斯（Virgil Griffith）认为，多亏以太坊，理论上任何非合作博弈都可以成为合作博弈。

由于它们是分布式的、未经许可的开源网络，公共区块链无法被特权阶层或利益集团捕获——或者至少如果它们真正去中心化和抵制审查，它们不应该被捕获。尽管某些权力会被合并(例如中国矿池的Eth持有者一旦完成权益证明转换后)，但比特币和以太坊允许任何人以矿工或验证者的身份加入网络。 这两个网络都依赖于最小化治理，这一事实理论上应使其几乎不可能被捕获。

​公共区块链网络的共识规则不是任意的，而是由代码预先确定的。协议实现有公共规范，并且不能更改平衡和状态（除非系统受到攻击并且重组成功）。在最坏的情况下，被利益集团所捕获的公共区块链可能会被“分叉”，这将允许其他利益相关者选择“退出”（“exit”- 阿尔伯特·O·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著名术语）

由于固有的网络中立性，这些技术的早期采集者可能会因其加密资产的增值和作为矿工或验证者获得的收入而获得经济回报。他们将不能以牺牲其他利益相关者(“核心”开发人员、启动自己的协议和dapp的企业家、用户等)的利益为代价而挪用基础设施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更新或改革系统的过程是非正式的，并且需要不同团队的共识，这使得批准有争议的升级变得非常困难。

到目前为止，比特币和以太坊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区块链。衡量链上活动的主要指标便能证明这一点：活动总地址、每日交易总数和每日交易费用量。

​两者都是重要的里程碑，是人类社会在历史上一直使用的协作技术的范式转变。它们也有一些共同的基本原理和目标——主要是希望将原生数字货币定位为公认的价值储存方式。但正如我在介绍中所解释的那样，它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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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刺猬，以太坊——狐狸

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在《刺猬与狐狸》《The Hedgehog and the Fox》一书中提出，人类可以分为两类：刺猬（根据单一的指导原则了解世界的人）和狐狸（那些认为世界不能归结为一个单一想法，因而追求多重目标的人）。

尽管这个分类系统并不完美，但它有助于理解标志着两大主要公共区块链网络(比特币和以太坊)的特性和发展轨迹的巨大差异。

​与伊索寓言告诉我们的以及许多极端主义者倾向于相信的东西不同，刺猬的作案手法并不优于狐狸。以赛亚·伯林在他的著作中解释说，这两种立场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这两个位置都有其优缺点。

​比特币是“刺猬”的典范，这种网络围绕着一个指导原则——安全性或可预测性。比特币网络已经优化为单一功能和价值主张。它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是自己在这方面没有对手：将原生货币(BTC)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价值储存工具(最“贵” 的货币-hardest money)。

​以太坊本身是一只纯种的狐狸：一个通用智能合约平台，非常旺盛、具有活力和多功能。以太坊远没有比特币的清醒，它被设计为各种用例，它的存在并不局限于满足单一的价值主张，而是很多个。问题是在这些价值主张中，跟比特币所追求的同一个价值主张脱颖而出了——那就是将原生货币ETH定位为有史以来最好的价值储存方式。

​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这两个平台之间存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不仅因为这两种技术竞争相同的价值主张，而且因为这两种技术(以及它们各自的社区)是被一道哲学的鸿沟隔开的。

​在我看来，为了将各自的原生数字货币作为主要的价值储存方式，并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协作技术，比特币和以太坊只有两个选择：对自己强加于目前占据一定位置的其他协作技术上，简单来说，创建一个新的细分市场。

​就像一只好的刺猬一样，比特币以粗略而直接的方式完成其任务：它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即最佳的价值存储应该是什么。并且由于它认为自己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所以它毫不犹豫地要与实体空间的其他价值存储方式展开正面竞争（国家、金融机构、公司、法律和军队，诸如黄金和多种法定货币之类的商品迄今为止一直是掌握霸权的）。这意味着，作为主要策略，比特币网络已选择与其他协作技术（主要是法定货币）面对面竞争。目前，比特币正占据着自己所宣称的数字货币(BTC)市场。

​以太坊就像一只狐狸，更为狡猾。它了解世界是一个复杂的现实，充满了微妙之处，并倾向于避免直接对抗。与比特币不同的是，以太坊完全灵活的、并且图灵完备的架构允许它从零开始创建一个新的管辖权，而不是试图通过直接对抗当前强大的民族国家现状来取代全球货币储备。一个临时的自治区通过发展和吸收经济和人力资源，最终将成为一股真正的数字经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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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临时自治区?

哈基姆·贝伊（Hakim Bey）创造了“临时自治区（TAZ）”一词，是“一种社会政治策略，其中

包括创造临时空间以逃避社会控制的正式结构。”因此，TAZ是一种协作技术，它将创造力培养为一种授权工具，并促进组织形式的有效协调激励，而不是强迫个人。

​这个概念的问题在于，它总是与过时的海盗乌托邦（Libertalia）或有趣的活动（如早期的Burning Man）相关联。但是该概念非常适合理解以太坊今天的样子：一种鼓励创业者和程序员创造力的协作技术，允许自治组织（DAOs），并促进资本形成和自由的经济交流。

​像所有典型的TAZ一样，以太坊在发展的初始阶段就倾向于某种媒体的隐身性（将前景留给比特币）。为了避免成为利益集团或政治主体的攻击对象，这些利益集团或政治主体可能会在这个蓬勃发展的新数字司法管辖区看到威胁。

因此，依我拙见，这将是以太坊将在克服当前TAZ阶段之后将采用的最终形式：一个新的主权管辖范围，由简单的既成事实的力量在全世界得到充分承认，它将作为国际国家联盟(与地理、文化、政治和行政方面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内的一个成熟的经济实体(但具有数字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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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最终协作技术的策略

试图将原生数字货币定位为世界货币储备，在现实世界中与各国及其法定货币面对面竞争(正如比特币所打算的那样)是很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政府和中央银行不会自愿放弃通过控制现有的主要协作技术——货币——来赋予他们的巨大特权。

​我并不是说比特币在未来不会成为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它很有可能，尽管它与黄金类似，但还是有些利基的。我想说的是，当你的最终目标是成为霸权货币价值储备时，以太坊所走的道路成功的几率会大得多。

​历史告诉我们，对于一个愿意取代现有货币储备的挑战者来说，只有一种可行的方法：它必须发展自己的经济，直到赶上并最终超过当前全球主要力量——目前是美国。

​如果我们进行历史分析，我们会看到在20世纪初也发生了同样的过程。

​虽然在之前的几十年里，美国一直在追赶英国，但直到1914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才最终超过英国。在实现这一里程碑式的目标后，美元仍然用了大约5年的时间——直到1919年英国被迫放弃金本位制——才获得新世界货币储备的地位。而又过了30年，新的美元体系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得以巩固。

​根据雷·达里奥（Ray Dalio）的说法，从一个经济体成为霸权拥有者到和其本国货币成为世界货币的价值地位之间有时差，这是很普遍的。

通常，衰落的世界大国往往最后会失去的一件事是其本国货币作为世界货币储备的地位。目前，许多学者预计，美国将不会向多极化世界过渡而是向多极世界过渡，而美国的衰落会拖累美元贬值而有利于崛起的大国（例如中国及其货币人民币）。在多极化世界中，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分布将更为广泛——甚至有人指出民族国家内部权力分散的潜在情况。面对这种以权力原子化为特征的新范式，拥有一个公开、中立、安全和富于表达的区块链网络将个人、公司和政治实体之间的大部分经济互动数字化，这对世界来说至关重要。

​以太坊(网络)只有作为主权管辖权和全球经济力量，才能充分发挥其作为终极协作技术的全部潜力。如果以太坊成功地做到这一点，ETH(资产)将有机会成为主要的价值储存和全球货币储备——这反过来将增强其作为全球重要协作技术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