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從交子到數字貨幣的文明傳承

編者按：經濟學家，數字資產研究院學術與技術委員會主席朱嘉明教授，於今年1月12日在四川金融博物館和中國錢幣博物館聯合發起的 "首屆交子學術論壇暨'交子節'發起儀式"上，發表了題為《從交子到數字貨幣的文明傳承》的講話，以更為寬廣的視角闡述交子歷史，並從若干角度對1000年前交子和當下數字貨幣發數字加以比較。該文在《經濟觀察報》第1009期刊出。

今年是2021年，再有三年的時間，即是中國北宋交子誕生1000周年。交子是世界上首次用紙幣取代金屬貨幣作為經濟交易媒介，成為人類經濟史和貨幣金融史的最為主要的創新事件。1000年之後，數字貨幣的誕生與發展正在改版這傳統的貨幣金融生態。所以，對交子和數字貨幣加以比較，探討它們之間的文明傳承模式，是很有意義的。

一、經濟轉型進程之比較

宋代開啟了中國從典型農耕社會向商業社會的"經濟轉型"。宋代分為北宋和南宋，北宋從960年到1127年，南宋從1270年到1279年，前後319年，就朝代國祚的長度排列而言，僅次於周朝和漢朝。

關於宋代的"經濟轉型"是中國歷史大課題。在這方面具有開創性貢獻的，首推日本歷史學家內藤湖南（1866-1934），他在20世紀初提出"唐宋變革論"假說，之後完善和豐富了"宋代近世說"。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論"和"宋代近世說"對歐美漢學家和中國宋史學者的影響是深遠的，進而形成了宋代發生"經濟革命"、"商業革命"、封建社會"成熟論"，甚至"先資本主義"等觀念和理論。

我本人支持"唐宋變革論"。進入宋代，全面開啟從傳統農耕到商業社會的轉型或者過渡。確切地說，自11世紀中期之後，"中國經濟不再具有保守者所設想的那種相對封閉的自然經濟狀態。尤其在中國南部，商業發展使經濟關係發生了巨大轉變，打破了自給自足經濟，促進了區域經濟專業化和家庭生產方式的變化，既為市場服務，也依賴市場實現其自身發展，貨幣作為商品和服務交換媒介的功能不斷擴大。"（《劍橋中國宋代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第353頁）宋代的"商業革命"推動了前所未有的商業繁榮期。《東京夢華錄》和《清明上河圖》用文學和美術語言記錄了北宋商業社會的細節。其實，與北宋比較，南宋的商業化程度更為發達，《夢粱錄》和《都城紀勝》所展現的臨安，其繁榮程度與東京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支撐宋代"商業革命"的因素很多。首先，門閥士家制度，奴婢制度和莊園制度的徹底瓦解；其次，人口大幅度增長，區域性自治化，城市化，國內移民，產權革命，契約化，貨幣化，消費主義；此外，還有科技創新，手工業革命，煤鐵革命和國際貿易擴張。

宋代"商業革命"核心結構

宋代的經商習氣蔓延於社會各個階層。在宋代的財稅結構中，來自工商業的貢獻甚至使得農業稅的比重逐漸下降，至南宋淳熙-紹熙年間，非農業稅高達80%以上。中國成為了那個時代商業社會發達的典型。宋代中斷了"崇本抑末"傳統，形成中國特色的"重商主義"，與歐洲15世紀初文藝復興運動初期的重商主義相比較，既有差別，也有某種近似之處。

中國經濟的區域格局，自"五代十國"時期已經完成了"經濟重心"從北方到南方的轉移。進入宋代，四川地區是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在北宋崇寧年間，戶口約占全國的十分之一。其中川西的成都府路和梓州路的人口密度，則是全國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四川不僅農業和各類手工業發達，加之茶、馬和鹽的貿易，成長為中國經濟重鎮。北宋神宗時，四川地區每年徵收的商稅總額約占全國商稅總額的20%。這些構成了交子誕生於四川的直接原因。

所以，將宋仁宗時代交子的產生，簡單歸納為錢荒或者因為鐵錢和銅錢過重以及運輸成本過高，都不足以說明並觸及到根本原因。北宋開始了傳統農耕社會到商業社會的轉型，商品經濟的發展，信用制度的形成，加速了全社會的貨幣化進程。

當代的經濟轉型是全球性的從實體經濟到數字經濟的轉型。這次經濟轉型源於20世紀後半期的計算機革命，繼而互聯網革命，不僅加速了"後工業社會"的到來，進而開始了向"信息社會"的演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不久，比特幣代表的數字貨幣得以發明和發展，形成傳統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並存，而且數字經濟開始改造傳統實體經濟的局面。

二、貨幣"所有權"之比較

宋代紙幣："私"有、"官"有和"公"有。交子至少經歷了從"私"有、"官"有和"公"有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私交子"階段。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現了為不便攜帶巨款的商人經營現金保管業務，存款人把現金交付給鋪戶，鋪戶把存款數額填寫在用楮紙製作的紙卷上，再交還存款人，並收取一定保管費，這樣的鋪戶即"交子鋪戶"，這種臨時填寫存款金額的楮紙券便謂之交子。這裡的何謂"初年"，據金綱先生考證，"私交子"始於宋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川商始以紙幣行貿易事；

第二階段，"私交子"向"官交子"過渡階段。北宋景德年間(1004-1007)，益州知州張泳對交子鋪戶進行整頓，專由16戶富商經營。至此"交子"的發行正式取得了政府認可，但是並不等於進入了"官交子"階段；

第三階段，"官交子"階段。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政府設益州交子務，首屆發行"官交子"。後人普遍傾向以1023年"官交子"發行日期作為"交子"誕生日期。

完整的交子歷史必須追溯到其起源的"私有"階段。如果按照金綱先生考證的995年算起，也就是說，宋代建國之後一代人已經創造了"交子"，直到1109年"交子"被"錢引"替代，前後119年。至於"錢引"流通時間，跨度了北宋和南宋，從1109年至1234年，期間，又有了"會子"，幾乎流通於整個南宋。

此外，南宋1131年至1264年還流通了"關子"。而深入考證"錢引"、"會子"和"關子"，都難以得出沒有"私"成分的結論，特別是這些紙幣的經營機構大體是"民營化"的。

當代"數字貨幣"的"私"有、"官"有和"公"有。自2008年比特幣誕生以來，數字貨幣的十餘年演變，數字貨幣業已形成了"私"有、"官"有和"公"有三種形態。民間的各類數字貨幣，都是"私"有的，而央行發行的法定數字貨幣都是"官"有的，還有一些機構和社會企業所發行的數字貨幣，具有明顯的"公"有特徵。

三、貨幣價值基礎之比較

宋代紙幣的信用基礎。宋代紙幣，從交子到會子，具有連續性特徵，並沒有因為政治變遷而發生中斷。宋代貨幣經濟出現不同紙幣長時間並存的局面。紙幣在宋代貨幣體系中，很可能處於主導地位，其作用高於銅錢和其他金屬貨幣的地位。或者說，縱觀宋代的貨幣體系，並非是以銅錢和金屬貨幣作為主體，而是以國家背書的紙幣作為主體。到了南宋後期，紙幣本身相當"多元化"，除了會子、錢引、淮交、湖會之外，還有關外銀會子、關外鐵會子等。

宋代貨幣史，本質上就是宋代紙幣的演變史。宋代紙幣經歷了一個從不是完全的"信用貨幣"到成為完全"信用貨幣"的轉變。在北宋的交子時代，政府還是相當重視其金屬貨幣的籌備支持的，或者以金屬貨幣作為準備金大概是在28%-29%之間。但是，自北宋末期開始，並延續到南宋，不乏學者與官員認識到紙幣信用不再需要準備金，紙幣獲得法償地位，故可以脫離準備金流通，即所謂的"法即流通，民以為便"。

在宋代的信用貨幣制度下，政府通過不斷擴張國家信用貨幣，持續填補金屬貨幣長期供給不足，支持實體經濟，形成了有意識的貨幣化和商業革命互動的局面。在北宋和南宋的大部分時間，政府基本實現了在避免通貨緊縮和控制通貨膨脹之間的平衡。南宋中後期，政府實施"稱提之術"，將貴金屬、銅錢、告牒以及有價值的實物與紙幣價值掛鉤，推動超發紙幣回收，緩和紙幣大面積貶值的壓力。這是相當現代化的金融手段。

總體而言，宋代在貨幣經濟方面，政府存在強烈的放棄支持紙幣的金屬儲備、將紙本的價值完全置於國家信用的基礎之上的意識，相信紙幣獲得法償地位，可以實現脫離準備金而流通，開啟人類歷史的信用貨幣制度的先河。

不論北宋還是南宋，也沒有因此陷入經濟體制解體和所謂"惡性"通貨膨脹而不能自拔的境地。北宋亡於靖康二年對金國戰爭的失敗，至於南宋則亡於與蒙元戰爭的失敗。只是，南宋與蒙元戰爭曠日持久，約40年之久，觸發了經濟危機、財政危機、貨幣危機，並且與社會危機、政治危機和軍事危機疊加，最終覆滅。將南宋滅亡歸結為惡性通貨膨脹其實是"緣木求魚"，與真實歷史並不符。

還需要重新評估王安石變法的歷史地位。北宋因為常年對外戰爭，爆發了11世紀中葉的財政危機，這是王安石變法的直接歷史背景。王安石變法所推行的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等，都旨在增加國家的貨幣形態的財政收入。例如青苗法，是通過建立政府主導的鄉村貸款制度，免除農民所受的高利貸盤剝；募役法，是通過民戶按戶貨幣形態分攤，建立州縣官府自行出錢雇人應役的制度；市易法，是通過政府的市場基金，穩定市場價格，商販以財產作抵押，獲得政府貸款。這些改革的核心特徵是：訴諸貨幣和金融手段，特別是國家主導的貸款利息為國家財政提供資金，滿足國家超貨幣化需求和衝動，實現稅收最大化和國家財政狀況的改善。

王安石本人，包括宋神宗代表的支持者，都認同信用化紙幣所具有的流動性、擴張性、增值性，經歷和推動了"交子革命"以來的貨幣化過程。但是，王安石變法還是以失敗告終。這是因為，王安石時代的農工商經濟發展水平過低，不足以支持超前的貨幣化進程，最終發生實體經濟和貨幣經濟的斷裂，貨幣政策效益不可持續，很快喪失邊際效用，最終不是緩解財政危機，而是加劇了財政危機。儘管如此，不得不承認：王安石變法是一個超前數百年的，政府企望通過貨幣金融手段刺激農民和商人的有效需求，增加社會財富供給的中國宋代版的"凱恩斯主義"實驗。

當代數字貨幣的信用基礎。自數字貨幣，特別是數字貨幣的各類穩定幣產生以來，其價值基礎呈現多元化狀態，至少包括以法幣作為價值基礎、以資產最為價值基礎、以算法最為價值基礎的穩定幣。其中，法幣數字貨幣的價值基礎就是主權國家和政府。

最終支撐數字貨幣價值基礎的，是包括區塊鏈在內的技術體系。過去12年的比特幣歷史，2020年年末以來比特幣的大幅度升值就是證明。人們意識到，比特幣價值與傳統法幣和黃金價值相比較，具有一系列優勢。可以肯定的是，比特幣價值高過黃金價值的趨勢還會繼續下去，數字貨幣將對貴金屬的殘留價值給以最後致命一擊。因為比特幣，黃金最終會重複銅和白銀具有貨幣價值功能的歷史，黃金會徹底地離開貨幣經濟舞台，成為一種通常意義的金屬。

所以，因為數字貨幣的出現，再現交子產生的歷史情境：一方面，如同宋代的銅幣和鐵幣的存在一樣，傳統的和基於政府的信用貨幣繼續存在；另外一方面，如同從交子到會子的信用紙幣主導了宋代經濟活動一樣，基於算法和技術的數字貨幣，正進入全面崛起階段，呈現最終取得對經濟活動主導地位的前景。

四、貨幣的技術基礎之比較

交子的技術前提。整個宋代，從北宋到南宋的貨幣時期，支持貨幣體系運行的，不是銅錢，更不是鐵幣，而是紙幣。因為交子需要反復流通，最低流通時間要三年左右，所以對紙張質量、印刷、油墨的要求都會相當嚴格。所以，交子和其他宋代紙幣都是有技術含量的，與紙張製造技術和印刷術的進步不可分割。

中國發明紙張是漢代的蔡倫。到了宋代，在全面繼承隋唐五代造紙技術的前提下，不論在紙張的生產地區、原料、技術，還是紙製品的製作質量、數量、種類、流通，以及在民眾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等方面都顯著超過前代，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達到"完全成熟"的水平。宋代紙張的顯著優勢是質地堅韌，經久耐用，不易受潮變質。值得強調的是，四川從唐代起就是造紙中心，在全國一直居於領先地位。在宋代，成都造紙技術高超，所生產的以褚樹的韌性纖維為原料的"褚皮紙"的質量最為優良，難以偽造，成為印製交子的最佳用紙。交子的"用紙"，政府最初委託民間製造。宋神宗熙寧元年（1068年），政府官方設立的"用紙製造所"的抄紙院，專門製造印製交子的褚紙。南宋發行會子，政府依然規定盡量用四川褚紙作為印幣用紙。

古代造紙流程圖

在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之前，中國印刷技術主要體現在摹印、拓印和雕版印刷。誕生在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之前的交子，顯然使用的是雕版印刷。雕版印刷術發明於唐代，宋代得以普遍使用，成為社會主流。可以肯定，對於交子印刷的雕版，從原料、手工雕刻技術到印刷工藝都會是當時的最高水平。以交子的印製而論，必須突破金屬雕板和套色彩印的技術難關。所以，在宋真宗時成都富商發行的私交子，即已印刷精良。交子改由官府發行後，交子印製更加嚴密，宋中央政府直接參與鑄造益州交子務銅印一面。交子的印製使用多塊銅版套色印刷。北宋後期的交子用六塊銅板，以黑、藍、紅三色套色印刷，這是世界印刷史的里程碑。

此外，宋代紙幣製造過程分工和管理應該是先進和嚴格的。王巍老師提供了日文文獻中宋代神宗時期官府造幣作坊的內部嚴密分工的情況，涉及到監官、掌典、鑄匠、貼書、印匠、雕匠、雜役，估計186人之多。

總之，宋代從交子到會子的印刷數量是巨大的，對於紙張的供應，銅版的製作技術以及印刷技術都提出了很高的需求。因此，宋代交子的出現，不僅是唐宋四川經濟高度繁榮的結晶，也是中國造紙和印刷技術高度發達的一種證明。

"數字貨幣"的技術基礎。"數字貨幣"的技術基礎包括兩個基本方面：其一，間接技術，例如ITC技術、大數據和雲計算技術；其二，直接技術，例如作為數字貨幣的區塊鏈技術和算法技術，現在風行的DeFi技術。

如果把交子和會子理解為中國信用貨幣的1.0，那麼，元朝的中統元寶交鈔是2.0，明朝的寶鈔是3.0，之後中國經歷了貨幣經濟貨幣白銀化歷史階段。但是，至20世紀30年代實施了"廢兩改元"和"法幣改革"，終於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將中國貨幣經濟回歸到自明代中斷數百年的法償信用貨幣軌道。

在大歷史為視野下，不難認知，交子的產生不是金屬貨幣自然演進的結果，不是簡單的貨幣形式改變。如今，因為比特幣誕生，多元的數字貨幣體系加速度形成，正在改變傳統法幣體系的絕對壟斷之格局，並且推動了影響人類數千年的黃金價值的進一步衰落與終結。比較比特幣和黃金，比特幣在稀缺、交易、存儲和避險等一系列方面，都優越於黃金。所以，2017年3月3日，一枚比特幣價格1290美元，一盎司黃金價格1228美元，一枚比特幣剛剛超過一盎斯黃金；到了2021年2月，比特幣價格突破5萬美元，一盎司黃金價格基本在1800美元浮動，一枚比特幣大約可以買下27.78盎司的黃金，幾年間比特幣價格上升和黃金價格相對下降的"剪刀差"趨勢，似乎已經進入難以逆轉的階段。

一千年前的交子發明，是人類貨幣史上的突變，是一次偉大革命，開啟了人類最早的信用貨幣體系試驗；一千年之後的數字貨幣的崛起，又是人類貨幣史上的一次偉大革命，必將加速人類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